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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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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一个刘伯勤 历史的阴影就减一分

  □成都商报评论员 徐琼

  核心

  提示

  记住季羡林留给世人的话: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

  61岁的刘伯勤决定为47年前的事公开道歉。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刊登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不愿随同一个庞大的群体隐身于历史阴影之中,而是站出来,对着光,说出亲手制造的孽行并郑重道歉,这样的勇气自然可敬,舆论也报以赞誉和肯定。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准确地说,我们没有公开忏悔的传统,但有“吾日三省乎吾身”的古训。当年的红卫兵小将,如今大多年过花甲,对于过去的诸多荒唐事,很多人并非毫无认知。但“年少无知”和“环境因素”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他们或者选择性失忆,维持表面光鲜的人生,或者心有悔意,但仍然不愿亲口承认,更不要说直面当年的受害者与公众了。

  任何可能打破现世平静的事,都是可怕的,这就是真话少、认错难的原因;对于另一些人,获得平静的方式恰恰相反。就像刘伯勤,心事难平,心病难愈,煎熬日久,自责一生,最后终于不愿逃避自己的内心,选择说出错误与悔恨,以获得真正的平静与自由。

  以各种方式作出道歉、忏悔的不止刘伯勤,近年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63岁的申小珂,向87岁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程壁写信道歉;62岁的王冀豫撰文回忆并接受采访,详述当年16岁的他打死另一个年轻人的全过程。

  不容忽视的是,敢于站出来的这些红卫兵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罪错轻微,或者已付出代价。刘伯勤打老师一巴掌、吐口水,逼老师唱《牛鬼蛇神》歌,申小珂则参与批斗、训斥老师并未动手,王冀豫为过失杀人被判刑坐牢。而更多更严重的罪错无人认领。“文革”初期,大批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侵害、精神摧残乃至折磨手段令人发指。据公开报道,仅1966年至1968年的北京地区,红卫兵就打死1772人。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当年的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莫平,亦因不堪毒打“自杀”身亡。

  如此频繁、大规模的集体恶行,且由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力,可谓现代国民史上沉重一页,绝不能用一句轻飘飘的“大环境”来解释。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理论,意指普通人作为执行者与参与者,未加思考、盲目犯下恶行。所谓执行命令、受人教唆、被人煽动等理由都不能为之撇清责任,正如刘伯勤道歉所说,“在任何社会里,做这样的事都是不对的”。

  记住季羡林留给世人的话: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这就是刘伯勤令人感佩之处:站出一个刘伯勤,历史的阴影就减一分,我们的现在与将来才不至于再回到阴影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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