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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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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堵车 不烧油就是起步价有点贵

一百余年前在成都出行,坐轿子的起步价可买十个菜包子

  短短百余年来,人类交通工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自行车、电瓶车、汽车、地铁、高铁、飞机川流不息。2014年,成都市交管局公布成都现有汽车保有量数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2015年,成都更将城市交通问题纳入政府重要施政内容……百年前的成都,正从农耕社会的古城,初步向近代化城市变化。当年成都幽静的街巷上,交通工具又是怎样的呢?

  郑光路/文

  脚踏车:

  以铜板作轮子笨拙无比

  如果穿越回清末成都,会看见街巷古色古香,九曲回肠如迷宫。地面皆用石板、石条铺路,许多街巷建有牌楼或栅门。你亦会惊异地看见有种常见的交通工具竟是人,这就是“背夫”。“背夫”又称“揹背子”,通常能背二百多斤。各街巷有许多石桩,由市民捐资而立,供上下骡马或供“背夫”歇肩休息。操此业者甚至有瞎子,史料记载:有个瞎子“年已七旬能负三百斤,持竹竿引路。”如果当时有残疾人奥运会,此翁去参赛很可能获大奖捧金杯……然而百年前,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去流臭汗卖苦力。

  一个“背夫”就相当于一个搬家公司。宣统元年(1909年)官府统计,成都“发有规则”(即执照)的正规“背夫”,有380人。

  街上常见驴、骡马、黄牛,这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专门交易的骡马市,现街名仍存。“鸡公车”也是当时常见的交通工具,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为什么叫鸡公车呢?老百姓说:轮子嘎吱嘎吱如同骚公鸡“踩蛋”时怪叫。“鸡公车”多运米、菜入城,城中乘此者少。街面中心修有石槽,专供“鸡公车”用。此车因损坏街石,加之“妇女乘坐鸡公车甚不雅观”,街民常令推车者出过街钱,一文两文不等,或强令车夫将车抬走不准推行。清末后期,只准“鸡公车”推行至城边一带及城内之空地,运石、运米及渣滓。

  “鸡公车”是成都郊县主要载人工具。时人傅崇矩说:“鸡公车能走灌县、汉州、郫县、龙泉驿、中和场等处,价甚廉,乡下乘者极多。”刘师亮的竹枝词说:“车坐鸡公价不奢,如有日出布篷遮”……嘎吱嘎吱的叫声,是清末川西坝子上的动人风景。直至上世纪50年代,我住家的城东椒子街上,仍常听见“鸡公车”一路哼唱,从水碾河郊野进城而来。

  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澜》描写清末成都北门外驿道:“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参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

  清末,成都人对外国脚踏车(自行车)无比羡慕。当时报纸以夸张笔法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成都本地也有人试造,但“笨拙无匹”。有个崇宁县(今郫县西北部)人王惠吉造了一辆,以铜板作轮子,约重一二百斤,须四个壮汉抬起方能过门槛,这情景让人发笑。

  出租车:

  街轿也“打表” 起步价40文

  轿子古称肩舆。道光年间,成都有轿铺、流差铺十余家(轿夫、挑夫都叫“流差”),成立同业帮会性质的“神会”,名为“公益夫行”。轿铺门前灯笼上,多写有对联:“包挽四路流差,便利各行商旅”。轿行客货兼运并附带送信功能。

  轿子不仅是交通工具,而且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成都轿子有不同种类。第一种是官轿,为官员自备、等级严密。官轿轿夫,称“大班”。省级最高领导人(四川总督和成都将军),例用八人抬大轿。司道、州县级官员,例用四人抬大轿。候补州县级等官吏所乘之“便轿”则只用三人,前后两人抬轿,中一人为“跟班”。除抬轿者多少可判断官阶外,总督、将军及道员中获得二、三品衔者,轿顶罩绿呢轿幔;自知府以下皆蓝呢轿幔。有五品衔的知县等杂吏,蓝幔下饰用红拖泥,五品衔以下拖泥只能用黑色。

  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当时全城事无巨细,总督都叫成都、华阳两县令“终日奔忙”,所以两县令各有三十六个轿夫,四人一班组成九班轮番上阵……这人数够惊人吧!相当于一个县令,就配置一个36的车班。第二种是花轿(又名彩轿),租赁给婚嫁人家新娘专用。还有一种是城内营运的“街轿”:二人抬的叫“二姑鲁”,三人抬的叫“三丁拐”。“轿铺各街皆有,一呼即至”,四十文起价,相似如今出租车“打的”的“起步价”,当时,一个菜包子卖4文钱。每多一、二条街,加钱十文。

  长途客运车:

  鸭篷轿常甩站卖客

  此外,还有长途营运的“鸭篷轿”(形似乡村看鸭人的篷子)。按规定停放城外轿铺,轿夫分散在近城街口强行拉客,所以又称“打抢轿”,形容轿夫争客如同“棒客”(土匪)抢人……当时傅崇矩评论:“出城下乡,宜用之。其形式简朴而秽恶,其抬夫褴褛而劳苦,其质底轻便而价廉。每站价,每夫一名不过三百五十文,或三百文,酒钱俟到时再添。”

  傅崇矩专门提醒当时人:“此等轿夫均无着落之人,凡行李一切,均宜小心,不可靠此等抬夫看守。”他说这些轿夫还有一种恶行:把你才抬到十里或二十里外,却把你“顶与他人”强行换轿,名为“放竿”。这伎俩,很像如今一些长途客车中途“甩站”“卖客”。

  跑长途的除“鸭篷轿”外,还有一种竹竿绑扎的“滑竿”。人坐其上,荡悠悠地上下起伏,说不清楚是享受还是遭罪。

  全城数量不少的轿夫,纯属底层“下等人”。轿夫每人一天的工钱,一般是一百六十文至二百文。他们沾染很多恶习,很受社会诟病。日本人中野孤山说:“无论到哪里,看见的轿夫都是衣衫褴褛,皮肤患病,满身疮癣。歇脚时,他们一定会抓虱子。如果休息时间延长,他们就会不择地方倒头便睡,要么就去抽鸦片。乘轿人要上路的时候却找不到人。打发伙计去找,结果发现轿夫在前面两三条街的地方抽鸦片,竟恍恍惚惚地进入梦乡。他们揉着眼睛、慢吞吞地走回来……轿夫一定要向乘客讨些酒钱。如果忘记给他们,就会遭到强行索要。”

  傅崇矩比这个日本人评价更恶毒:“轿夫等索钱,厌人已极,凶横无厌,估索形状,无人不恨。所以成都有谚云‘旱骡子死了,连板板(按:指棺材)都无人施’!”傅崇矩对私人轿夫(“大班”)同样厌恶:“此等人心多叵测,见财起意者甚多”;“穷凶极恶,动辄打架,最好赌钱”;“此等人最易生事……或发气生怨,将轿子东排西歪,使主人坐卧不安……种种讨厌,难以笔述。”长期雇用的轿夫,每月工资连所提供的伙食,每人“不过三千文钱”。

  轿夫口碑不佳,这座城市却离不开他们。轿夫们一旦抬起轿子来,脚下生风,快步如飞。在道路不平或人多的地方,他们一前一后吼叫呼应:“王三槐———反起来”!“之字拐———两边甩”!“睬左———睬右”!“照高———弓腰”!“天上亮晃晃———地下水荡荡”!“天上亮晶晶———地下屎一堆”!

  安静街巷不时飘荡起轿夫长声悠悠的悲凉吼声,是清末成都最常见的市井风情。

  马路初成

  街轿消失成都街头

  1910年,一种改良新式藤轿问世:轿体用藤条编制四方开窗,坐垫柔软清洁……轿夫年轻力壮,穿统一的蓝色镶红边号褂。与旧轿轿夫的滥褛拖沓比较,形象大变。当时在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的少年郭沫若,写诗赞道:“新藤小轿碧纱纬,坦道行来快如飞!”

  新式藤轿形成轿行新帮,与旧式轿帮激烈竞争:“自藤轿发生以来,无日不有冲突,无日不有交涉,无衙不有控案,干讼累年,案积如山。”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式藤轿日盛。1928年出版的《成都市政年鉴》记载:“本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唯一之交通器具,只有肩舆……及1924年马路初成,街面一新。肩舆终以迟缓、笨拙、价昂之故,不能与人力车竞争,皆渐次归于消灭。及至今日,自用之家亦多改用黄包车或自行车。市面往来之肩舆,愈益减少矣。”

  未筑马路前的1920年,成都还有街轿3326乘。马路初成的1925年,街轿减少到2310乘。上世纪30年代,成都街轿基本消失,仅存包办红白喜事的花轿辅。

  成都街头轿夫号子悲凉吼声,遂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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