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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2日 星期

旧物温柔

  “三转一响”

  “三转”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则是收音机。在过去,“三转一响”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一个家庭要是有了这“三转一响”,就是过上了小康的幸福生活。

  搬了新家,我带过来几样旧物:用了10年的电脑桌、用了8年的衣架、用了5年的餐桌……崭新的家里,大部分家具都是崭新的,这几样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就拿那张旧的电脑桌来说吧,它是深棕色的,与书房的浅色调装修并不匹配。我执意要把它搬过来,是因为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前写作,电脑桌的使用率非常高。10年前买它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丈夫执意要买最贵的,说给我用的一定要是最好的。

  10年来,我用坏了两台电脑,三个鼠标,但电脑桌不仅没有磨损的痕迹,反而增添了一层温润的光泽——这应该是时光的包浆吧。漫漫时光中,在我日复一日的摩挲和守护中,结实的实木渐渐变得圆熟而温厚,显出沉静内敛的气质。这种旧物的光泽,是再高档的新家具也比不上的。没有阅历与故事的新家具,未曾经过时光之手的抚摸,其表面的光泽是单调而浅薄的,像个浮躁莽撞的愣头青,一眼能让人看穿。而旧物相当于一个有故事的人,它的每一个纹路里都藏着时间的秘密和岁月的曲折。时光清浅,旧物温柔。

  “物品拥有肉眼无法察觉、超越外形之上的特质,如同人类,物品也有灵魂。”这话真是极有道理的。旧物的“旧”字,其实是个耐人寻味的字眼。旧,代表时光磨砺,岁月洗礼,代表履历丰富,历史深厚,所以说“旧”是个充满人情味儿的字眼。旧物被时间、被主人赋予灵魂,成为我们无法割舍的爱侣,所以无论是谁,总有那么几件一生都无法舍弃的旧物吧?

  旧物温柔,它褪去了青涩的浮光,呈现出沉稳淡泊的气韵,给人安定平和的感觉。旧物相伴,会让我们相信岁月静好,人生安稳。旧物陪伴了我们漫长的时光,还将陪伴我们更漫长的时光。(马亚伟)

  一块“海鸥”表

  上世纪70年代末,手表在城乡属于很贵重的物品,那时候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加上收音机,相当于现在房子和汽车的组合。

  那年中专毕业的姐姐进了供销社上班,那可是当年最让人羡慕的工作。工作半年后,姐姐用自己攒下的工资连同分到的“手表票”,买了一块非常紧俏的“海鸥”手表。记得当时一块海鸥表要一百多块,而姐姐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四块五毛。

  表是买回来了,可姐姐却不舍得戴,把它用绸子布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收在家里的军用皮箱子里,说等参加重大活动时再戴,并且郑重地告诉父母和我:谁也不许动!

  后来的一天,姐姐小心翼翼地把海鸥表拿出来欣赏时,给我们讲了一个她听来的笑话:一个社员担心上工迟到被生产队的记工员扣分,就攒了几十个鸡蛋卖了到供销社买闹钟,营业员告诉他钱不够。这个社员不甘心,顺着柜台来回犹豫了好几趟,最后指着手表很无奈地说:那就先买个小的用着吧!因为手表价格比闹钟贵十来倍,所以这件事就被姐姐当做笑话讲出来了。父母和我听后都哈哈大笑,我更觉得这手表会有故事。

  果不其然。就在当年腊月,小年刚过,大伯带堂哥和堂哥未过门的媳妇第一次上门做客,仓促而来的大伯不好意思地和父母商量,“想借大侄女的手表用一段时间,把婚事办了。因为亲家要求的‘三转一响’,自行车和缝纫机等都买好了,就差手表了……而且钱已花完了,再说……也没有手表票……”

  父母当时一合计,也没征求姐姐的意见,就直接送出一份体面的大礼——那块海鸥表!“大方”的父母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大伯家大哥的美满婚姻。但是姐姐回来知道后,气得好多天都没理父母,直到后来父母“狠心”重新买下一块海鸥表作为补偿……

  (海尔)

  那辆“飞鸽”车

  春节期间,市里组织了“老物件里的流年”巡回展。徜徉其间,一辆颜色斑驳的旧式自行车,勾起了我对那些艰难岁月的回忆。

  在我上学的年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质匮乏,自行车更是被看做“大件”,即便有钱,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必须有“轻工产品票”。如果哪家有辆名牌自行车,这“奢侈品”能晃亮行人的眼。

  记忆里,在单位任要职的父亲所配的公车就是一辆凤凰牌载重自行车。他公私严明,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会把贵重的自行车停放在家里。父亲细心擦洗,精心保养,我们看看摸摸可以,但绝对不敢偷偷骑。父亲说,不能占公家便宜,只能用来工作。

  从上小学到初中,我都是步行上学。直到考上位于县郊的高中,听说有些走读的同学有高级自行车骑时,买车的想法也在我心里萌动。

  那天,父亲刚骑车下乡风尘仆仆地归来,我殷勤地端了盆热水,请他擦把脸。见他心情不错,我忐忑地道出想买车的意愿。没想到父亲并没有呵斥,他略微沉思,拍拍我的肩,笑着说:“到底是小伙子了,也知道添装备,想骑个‘名车’好在女同学面前显摆对不对?也行,我只给你弄张名车票。暑假里你打工挣车款。实在不够,再找你妈和你姐凑点。总之,要学会经济独立。”

  整个暑假,我到处找挣钱的门路,从河里挑过沙,到工地送过水泥,甚至还用板车运过西瓜赚钱。那时一辆名牌自行车标价120元左右。我四处打工,挣回80多元。再跟已参加工作的姐姐和心软的母亲诉苦,凑足了余款。

  赶在高中报到前,终于买回了那辆 “飞鸽牌”自行车,我的心情既激动又迫切。骑着爱车上、放学,和风拂面,青春飞扬,一路上跟同学说说笑笑,高声畅谈人生理想,也聊着学校和班里的趣事。期间,我还偷偷地带过几次心仪的女生呢!

  后来在大城市里一家大型国企上班,我又花了近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凤凰牌”,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民风淳朴,治安有序,车锁好停放在楼下,一直没被偷过。那辆车的质量没得说,小修小补过,但主要构件功能耐用。直到和朋友合伙开公司,赚了些钱,购置了新房和私家车,我这才恋恋不舍把它淘汰掉。(刘卫)

  难忘缝纫机

  那天我在家收拾阳台上的杂物,又看到了角落那台被母亲用旧床单包得严严实实的缝纫机。虽然母亲年岁大了,眼也花了,已经好多年没用过这台缝纫机了,可她说啥也舍不得送人,闲暇时总拿毛巾擦拭。毕竟,这台锈迹斑斑的缝纫机,见证了母亲大半辈子的操劳和辛苦,无声地诉说着她给予三个儿女和整个家庭绵绵无尽的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农闲时节母亲手里也总有干不完的针线活儿。有一天,在外教书的父亲回家,母亲从层层包裹的手巾中拿出卖猪的80元钱交给他,一再央求父亲想办法买一台缝纫机。父亲接过钱眉头紧锁,面带难色,但没有拒绝,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实现母亲的愿望。毕竟那时村里有缝纫机的人家屈指可数,不仅昂贵到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关键是在那个年代,买大件物品需要走后门托关系,尤其是紧俏商品,更是一物难求。

  父亲没有让母亲失望,托了几个熟人总算买了一台缝纫机。记得他把缝纫机运回老家那天,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子们都跑来看新鲜,家里人来人往,热闹得像过年。在大家迫不及待的目光中,父亲笑呵呵地去掉包装箱,让大伙一睹缝纫机的真容。大娘婶子们好奇地看看这里,摸摸那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我当时年龄尚小,眼睛盯着缝纫机下面的大肚子,不知里面是什么玩意。父亲像变魔术一样,将缝纫机的机头从下面弄到桌面上,锃亮的机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第二天,父亲回学校去了,叮嘱母亲好好看看说明书,注意机器保养等。念过几年书的母亲悟性很高,没几天便掌握了蹬缝纫机的技巧,开始尝试着缝制衣物。

  按理说,有了缝纫机后,和过去在昏黄的油灯下穿针走线相比,母亲的劳动量应该减少许多。可情况并不是这样,母亲是个热心肠,平时谁家需要给孩娃们做衣服,都找她帮忙。只要手头不忙,母亲总会热情地打开缝纫机,一番熟练的操作,喝杯茶的功夫就把活干完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日,我家的堂屋燃起火塘,火苗蹿得老高,把屋子里映得亮堂堂的。大娘婶子们就围坐在一起烤火聊天,母亲则在一旁的缝纫机上做活,伴随着缝纫机富有节奏的转动声,一个又一个苦闷单调的日子悄然而去。

  印象中,这些活儿基本上都是别人家的,母亲不急不躁,耐心地缝补,看不出一丝疲惫和烦躁。有段时间,由于临近年关,每天来家里找母亲做针线活儿的人络绎不绝。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吵闹和喧嚣,赌气说让母亲卖掉缝纫机,说家里像个缝纫铺,既费针线又搭功夫,还影响我学习……母亲很吃惊,叹了口气说,“孩子,过去咱家遇到难事,街坊邻居们都过来搭把手,人家要咱一分钱了?现如今咱家有了这台缝纫机,我就寻思着给大伙提供点方便,再说我闲着也是闲着,那针线能值几个钱?孩子,做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啊。”母亲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耳热,从此,家中的堂屋依旧人来人往,缝纫机的响声不绝于耳,我再没有抱怨过一句,每晚躲进东屋做着功课。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师范外出读书,衣服每有破损,就拿回家让母亲缝补,她戴着老花镜,坐在缝纫机前专注地操作着,毕竟上了岁数,动作比过去迟钝了许多;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在光线不好的房间里连穿针都有些困难,母亲只能和父亲一起把缝纫机搬到院子里,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才能勉强做活。

  曾经,这台缝纫机是那样的忙碌,伴随着母亲起早贪黑的辛劳,伴随着我和哥哥姐姐的茁壮成长。如今,每每看到这台缝纫机,我的耳畔总会响起它咔嗒咔嗒的动人声响,那些难忘的、温暖的、爱的记忆,犹如潮水向我涌来,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梁永刚)

  “红灯”收音机

  以前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都难见到,家家户户听的都是有线广播。大喇叭走四方,到处都是蜘蛛网,一天三次早中晚播音,广播里放着样板戏,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放着四川快板书。至今还记得一段快板,长声吆吆地念——前面走的是张大嫂,后面跟的是李幺娘,幺娃子的娘啊,邀邀约约去赶会场,会场上人闹嚷……我正在灶前烧火做饭,听起来可谓是韵味十足。

  有线广播倒是一片热闹,哇里哇啦,只不过没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为了拥有自己的一片声音,还曾兴起过组装收音机电视机的热潮,有志青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城隍庙电子市场买来二极管等配件自己动手,有的元件不好买,又到处托人从外地带回来。我们也自己动手,用磁铁纸盆做了个喇叭,声音是放得出来,就是断断续续,跟喉咙里哽了东西一样,听起来沙沙作响,十分磨耳,技术不过关。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带回来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这下洋气了,这可是稀奇东西,可以自己调台收台,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要大声就大声。收音机一放,顿时惊动了四邻,这个跑过来看看,那个跑过来瞧瞧。这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当时的收音机不仅贵,而且还不好买。

  这台收音机成了我们家的宝贝,自从有了这宝贝,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只要没事,就把收音机打开,听到叽叽咕咕的调台声心里都舒服。那阵电台每到12点半新闻完了,是“每周一歌”节目时间,母亲就准时把台调过去。那时兴起一股台湾校园歌曲热,《外婆的澎湖湾》《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赤足走在田埂上》……歌词活泼,歌声欢快,感觉特别新鲜,让人整个身心都舒展开来。

  广播电台经常有评书,单田芳的《童林传》《岳飞传》《枪挑小梁王》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说得声情并茂,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听得十分来劲。这个节目记得是中午1点开始,说半个小时,我们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听书。有时搞忘了调台,快到播放时间,一个人就赶紧喊,“快把台拨过去,评书要开始了。”有时过了一半才想起打开收音机,听得心欠欠的,十分后悔,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

  为了听收音机,母亲在赶场的时候还买了《广播电视报》,虽然家里没有电视,但广播节目可以预先晓得。而电视节目预告则对我们有利,哪天晚上有好看的,我们吃了饭就跑附近有电视的地方去看坝坝电视,乐此不疲。父亲回来,则喜欢听川剧,整天屋里都敲得咣咣当当的,母亲要听收音机了,他就赶快让位,扯起嗓子唱一声,“酒香闻得我口中痒”,也不晓得是唱的哪一出。(朱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