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入围三届后最终获奖，胡弦表示很高兴自己的作品能够连续被选中，“最后的得奖，也许幸运的成分居多。我喜欢有好运气”。

  2018年，胡弦曾凭借《沙漏》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本届草堂诗歌奖，胡弦以长诗《居所，或我们已离开的家》脱颖而出。胡弦告诉记者：“《居所，或我们已离开的家》是我的诗集《水调歌头》中的一首，这本诗集由二十余首与河流特别是运河有关的小长诗组成。在构思上，长诗更复杂些，事先要有个总体的构想和路径。”

  记者：你是何时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指引你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契机是什么？

  胡弦：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小镇教书。那时候，镇上有个诗人，他在当地的报刊上偶有发表，他会拿着发表的报纸来给我看，我受了他的感染，觉得自己也能写，就开始尝试创作。

  记者：你之前做过教师和报社记者，这些经历对于你后来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胡弦：有影响，教师和记者作为职业，看世界和感受生活都会不自觉地带有职业习惯。但写作也会突破职业的限制，毕竟生活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心灵经验，一个人的心灵会另有来路。

  记者：你的诗语言十分干练、简洁，对于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很克制，其实这种写法相对于传统诗歌是有些出入的，你对此如何评价？

  胡弦：其实，干练、简洁更像是传统诗歌的特点，也是我部分诗歌的特点。我现在写得倒是更繁复了一些，有时甚至会有意地去简洁化，尝试在一种不太像诗歌语言的语言中去重新寻找诗歌。修辞手法的运用则无所谓是否克制，主要看正在写的那首诗的需要。

  记者：你的家乡在徐州，之前你也提到过“早年诗歌创作打腹稿都是用徐州话”，这份乡土情结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启发呢？

  胡弦：方言本来是极其自然的，而人在离开家乡后，它则会逐渐演变为乡土情结。我原来用方言打草稿，是一种惯性。后来不知不觉改为了普通话，是环境的演变所致，因为在生活中我已只说普通话。但在读某些诗句时，仍会感觉用方言更有味道。

  记者：相较于1980年代的“诗歌热”，当下诗歌对大众的吸引力在不断减弱，你觉得该怎么让大众重拾对诗歌的热情呢？

  胡弦：我没有经历过1980年代的“诗歌热”，那时候我是完全游离于诗歌之外的，我在1990年代初才开始诗歌写作，也就是说，我差不多和比我小10岁的诗人们同时开始写作。

  至于怎么让大众重拾对诗歌的热情，我不知道，我甚至认为也没有必要。对诗的文化价值的衡量，未必一定要经过大众阅读的过滤。在某些平台上，我的几首诗阅读量也曾达到几十万，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编诗集时，对是否选用那几首，我曾犹豫不决，因为我更看重诗在文本内部怎样发生，而不是拿其他因素比如阅读量作参照。

  记者：现在我们处于“泛娱乐”时代，作为诗人你是怎么做到不被外界的浮躁所影响，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创作的专注度的？

  胡弦：我觉得只有“写”是属于诗的事，其他的都不是。

  记者：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曾留下过有关成都的诗句。成都也正在打造“诗歌之城”，你对成都印象如何？

  胡弦：我对成都印象极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诗歌属性，更多的在于它的宜居，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梦想。那些特别适合人生活的地方，必是带有梦幻气息的地方。烟火深处也就是梦幻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