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谷禾接连获得了屈原诗歌奖和陆游诗歌奖等奖项，这次又获得草堂诗歌奖，谷禾直言，相对于获奖，他更关注和反思的是屈原、杜甫和陆游等人一脉传承的家国情怀和诗歌精神是否在他的个人诗歌写作中有所体现，“如果没有，这样的奖掖和勉励是会让我倍感羞愧的”。

  记者：你的获奖作品《一个生态摄影师的清晨》，题目非常别致，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创作过程？

  谷禾：《一个生态摄影师的清晨》包含了长短不一的12首诗歌，既有写自然的，也有写亲情和思考当下现实的，总体上涵盖了我这样的普通写作者的日常，体现一定诗的丰富性，也是我这几年比较满意的一组习作。

  单就《一个生态摄影师的清晨》这首诗，可能并没有太多可说道的东西。我家住的地方三面都是森林公园，平常散步的时候能碰到很多摄影爱好者，他们为了拍日出、拍鸟儿和虫子的各种特写，经常要搭起帐篷，连续几天住在树林里，支起相机，这首诗就写了其中的清晨这个时间片段。

  记者：你之前说过“诗歌创作除了自己走向内心，呈现真善美之外，还有一个功能是记录和见证”，你怎么看待诗歌作品中个人与时代的交织？

  谷禾：呈现真善美是诗歌的分内之事，也是诗的天然属性。除此之外，记录和见证也是诗歌悠久的传统之一，《荷马史诗》《诗经》都在这一传统范畴内。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如何记录和见证时代。我们倡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实哪个作家是生活在三界五行之外呢？更大的可能是我们对身边的生活太熟视无睹了。

  以杜甫为例吧，有人说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杜甫，但太多的“诗家”经历了“安史之乱”，为什么只成就了一个杜甫呢？我想到了一句很当代的话——“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杜甫正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他从不回避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记录，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不同个体生命的遭际和命运，也就呈现出了由此辐射出去的广阔现实。这是明摆在那儿的，作为后来者，我们更需要杜甫的勇气、坚持和选择。

  记者：你最初创作诗歌的目的和如今对于诗歌的感受有怎样的变化？

  谷禾：我的第一首诗写于30多年前，那时我还在老家河南的一个小镇教书，从同事订阅的报刊开始了现代诗的深入阅读。我从当地书店买的第一本诗集是郑敏先生翻译的《美国当代诗选》，阅读的过程中我忽然觉得，如果它们都是诗，我也写得出来。现在回头看，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意思，但确实从那时起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尝试。

  真正清晰地确立用诗歌写作记录见证世道人心和留存历史的诗学追求是近年的事情，这种自觉性更多源于生命经验的积累和领悟，如同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肯定不是出自心血来潮一样。

  记者：你有多重身份——诗人、编辑、诗歌活动的组织者等，你是如何在不同身份中切换的？

  谷禾：我妄称自己是“专业读者，职业编辑，业余诗歌和其他文字写作者”，绝不是自谦，而是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定位。文学编辑是大半生的职业，我每年读过的各种体裁的自然来稿数百万字，编辑校对的稿件也有百万字左右，近年来还陆续获得了“《北京文学》优秀文学作品奖”“百花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的“优秀编辑奖”。我絮叨这些没有炫耀的意思，而是在讲一个业余写作者的专业所在。另外我还负责单位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搞各种文学活动的时候更多想的是把活动组织好，为作家和诗人们服务好，个人的写作是极少能顾及到的。我当然想有更多时间留给写作，但目前看只能自己去挤——把本职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而写作是个人的“私事”。我信奉徐敬亚的说法——“人活到什么份上才能够写到什么份上”。在写诗这件事上，我会一直努力，但不会强求结果。我的认识一直是清醒。

  记者：有人说成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城市，从成都国际诗歌周到各类诗歌刊物与诗歌奖，成都浓厚的诗歌氛围可见一斑。你觉得诗歌对一座城市有怎样的影响？

  谷禾：我们提到“城市”两个字，眼前闪烁的更多的是钢铁的森林、车水马龙、人如潮水，是冷酷的职场商海，是人与人之间不见硝烟的战争……从根本上说，这些是和传统的诗意对立的。但成都不是这样的城市。提到成都，人们会立刻想到杜甫草堂、浣花溪，想到《草堂》《星星》，想到马识途、阿来、梁平，想到每年的成都国际诗歌周——他们和它们，是人们喜欢、热爱和向往这座城市的深层存在和动因，也应该是成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