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刘立杆谈起这20年自己对诗歌写作的探索，“为克服过于简单的抒情诱惑和‘乡愁’的油滑，我在写作中借用了小说和视觉经验。对于我，这也是一种反抗的姿态，用琐屑的私人记忆、微不足道的生活痕迹，去对抗时间、历史的洪流。而追忆，同样有关此时或未来”。

  记者：你能否以你的获奖作品《走马灯上的新年》为例，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创作过程以及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意义？

  刘立杆：这组诗最初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所以断续写了三年多。最早的《喷气机之夏》只是用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复述在街头游荡的经历，到后来写《练习曲》和《普通邮包》，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可以扩展的主题，包括离散的感受、辗转数个家的暑期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很多家庭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两地分居，有段时间特别夸张，我和父母、妹妹生活在四个不同的城镇。

  《走马灯上的新年》写团圆。这首诗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完全写实，甚至鬼使神差地冒出了小时候的街名。修改时发现，怎么都去不掉。这个地名似乎多少暗含了日常生活的裂痕和传统家族生活的复杂性，我记得大人们从不说回家，而是说回南显子巷。相对前几首，《走马灯上的新年》在情感处理上也更为复杂，在最后回望的视角里，短暂的团圆透着一丝苍白，令人不安，似乎掺进了命运的冷笑。

  记者：有人说你像旧时代的工匠，对文字有精雕细琢的耐心。在当下比较浮躁的外界环境中，你是怎样坐住“冷板凳”、保留对诗歌的匠心的？

  刘立杆：老实说，我一点都不讨厌“浮躁的外界环境”，它或许令人憎厌，但同样也五光十色、生机勃勃。我是个急性子，耐心只是因为笨，写得也慢。另外，我很享受修改的过程，这种自我折磨有时很痛苦，但也时常带来发现和快乐，随便摆弄几个词，调整一下句式和结构，一切似乎就完全不同了。这么捣腾倒不是把完美当尺度，而是想象一种精确。诗人的工作理应冷暖自知，我觉得诗在这个时代就是一张“冷板凳”，但“冷板凳”坐久了自然就热了。

  记者：你平时创作诗歌的方式是怎样的？

  刘立杆：我习惯在便签纸上随手记下一些想法、主题、句子和隐喻等，使那些随机、零碎的感觉不至轻易滑走。一首诗写完之后我通常会放几个月，最好完全忘了这茬，然后再开始修改。

  记者：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故乡往往是他们情感的发源地。在你的诗歌中，故乡是怎样的存在？

  刘立杆：我的情感启蒙是在苏州的街头巷尾。那是匮乏的年代，没有玩具、零食和音乐，读物稀少。我很幸运，自幼随祖父母生活，度过了被宠溺的、不受管束的童年。祖父家有一个带露台的花园，除了在街头厮混，那也是我的“百草园”。我相信，这些足以构成完整的情感教育。同样的，潮湿的卵石路，缓慢飘过天井的云，从矿石收音机里传出的评弹，也和诗歌有关。

  我第一次接触现代诗是在高中，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王士燮的译本。但说来惭愧，我只是拿来当写情书的参考。真正的诗歌启蒙是大学时代，来自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我写诗一半是赶时髦，一半是机缘巧合。我后来才知道做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

  记者：成都正在着力打造世界文化名城，诗歌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血脉之一，你对成都有什么印象？

  刘立杆：只要有杜甫草堂，有翟永明的“白夜”，张枣、柏桦等四川诸君和非非诗歌，成都就是一座“诗歌之城”。成都的生活节奏、湿润和鲜活、率性和仗义，不仅非常人性，对诗歌也是滋养。只有在成都，春熙路、麻将、火锅才可以那么自然地相融。我喜欢成都，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生活。

  本版采写/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