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 罗新 新星出版社 “何以解忧,唯有行走。”翻开《从大都到上都》这本书后,作者的话让我们深有感触:他希望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比什么都重要,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追求,哪怕他不能取得世俗认可的那些成功——无论是少年时代所梦想的那种文学上的成功,还是如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的所谓成功。 从元大都(北京)到上都(金莲川),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是一条从农耕文明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元代辇路北行,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在作者笔下,每一段路,每一条河,每一座小山,都凝固着历史的变化与传承。从昌平到居庸关中,要经龙虎台村,此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远送至此。杨允孚诗云:“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明成祖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的一个表现。 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南向北者,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一变,不免心神震荡,忍不住要诉诸笔墨。吴师道诗“神京望西北,连山郁崔嵬;百里达关下,两崖忽中开”,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胡助诗“天险限南北,乱石如城陴”,感慨关塞天险,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自上都返南者,到了居庸关,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即将回到温暖的大都,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 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博物学……作者信手拈来,满是渊博的学识和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和洞见。巡检司村的大槐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以及在此放牧的史、车二部蒙古牧人。明朝徐渭从滴水崖北来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依徐渭的习惯和喜好,他会选择寺庙而不是兵营小憩。他在这棵榆树下迎风而立,向南看这个静谧的山谷。“那时已是秋天,东西两山霜叶如染,色彩斑斓,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壮丽、更迷人。” “当年读纳兰词,感觉真是超越时代,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既亲切又陌生。想想他曾行吟在南沙河岸边,他所凝视过的天空,他所吹拂过的夏风,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其实,作者的行程就像一场意义非凡的凭吊与追怀,他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草木枯荣、残垣断壁、山川河流以及众生百态,并展开诸多合理且不乏趣味性的联想,将史学科普适度又巧妙地融合进游记的思考中,在烟火气中找寻古人曾经的所见所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马克·亚当斯在《到马丘比丘右转》一书中写道:“我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作者熟知纸上的中国,但更加珍惜自己用脚丈量过的真实大地。他以行旅者的谦卑,一趟行旧路、思旧国、谈旧史、怀旧人、忆旧事的旅程,完成了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蜕变,为文明写下个人的刻度。通过行走的体悟,作者集聚了重新理解人与土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我不做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者,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而不是一个远离山野,远离底层的人。” 文/甘武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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